所谓司法教条主义，就是僵化地从文字来理解法律条文的含义，古板地用这样的认识来处理案件，而全然不顾法律应有的延伸内涵和立法意图。如此执法理念，我以为，应当纳入批判之列。
　　我们先来看发生在英国的典型的司法教条主义的案例。数十年前，英国发生了这样一件怪案。一天，乔治在家闲得无聊，就想去附近的皇家空军机场看看飞机的日常训练。他爬过铁丝网和障碍物，坐在机场跑道上观看天上的飞机。这时，一架飞机打算降落，飞行员发现跑道上坐着人，不得不又将飞机拉起飞向天空。后来，乔治被送上了法庭。乔治认罪，但辩护律师说，乔治不应受罚，因为他没有违反《官方机密条例》的规定。该条例第三条规定：“不得在禁区附近妨碍皇家军队成员的行动……”律师巧辩道，虽然军用机场毫无疑问是个“禁区”，乔治也妨碍了皇家军队成员的行动，但他不是在“禁区附近”而是在“禁区里”做的事。条例第三条规定了“在……附近”，没有规定“在……里”，所以依据这条例规定是不能处罚乔治的。律师还提醒法官注意，英国是个法治国家，法无明文规定是不为罪的。这样，法官还真是为难了（见《西窗法雨》，花城出版社1998年版，第6－7页）。
　　我们都知道，法律的制定，其目的全在于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，实现公平正义。由于法律规范具有抽象性，而社会生活具有错综复杂性，前者绝对不可能事无巨细地对尘世所有现象进行规定。十全十美的理想法律，是不可能被制定出来的。因此，法律条文出现疏漏是在所难免的。当案件情况同法律规定不是十分吻合的时候，就应当进行具体的分析。自然，首先必须坚持罪刑法定原则，行为尽管有很大的社会危害性，但只要法律没有规定的，就不能加以处罚。然而，我们也不能死扣文字，不深入理解立法原意，机械地执行法律。比如对于同一类行为，法律规定了对其轻的情况都要处罚，但是由于立法的疏忽，对重的情况却没有加以规定。在这个时候，我们就不能以罪刑法定原则为理由，只处罚轻的危害行为，而对重的危害行为却放任不管了。这显然是不符合立法机关制定法律的本意的，也显失公平。
　　上述所举的案例，是发生在英国的事情。然而，不要以为英国绅士就是如此刻板僵化，针对上述现象，他们用司法能动主义进行纠偏。其杰出的代表人物就是高等法院法官丹宁勋爵，他的司法理念是：“成文法和其他法律文件的语言永远不可能是绝对明确的，因此解释它们的时候就有两条可供选择的道路，我总是倾向于实现公正的解释。”为了实现公正，他甚至认为必须变通地执行法律，直至改变法律。（见丹宁著《法律的未来》第9页）这样的观点，也许是判例法国家特有的，尽管有矫枉过正之嫌疑，但其克服司法教条主义的精神，当然具有积极的意义，有可供我们借鉴之处。（作者为诸暨市检察院检察长）